01

· 策展人：陶义美、韦伟斌、徐永茂、李方重、熊海容、董伟伟

· 主办单位：广西书法家协会、南宁市群众艺术馆、广西金石研究会、广西艺术学院中国画学院/漓江画派学院、广西艺术学院中国画学院/漓江画派学院教职工党支部

02

华夏先民仰观天象，俯察万物，以日月之形，山河之势， 鸟兽之迹，创造出了特有的一种象形文字一汉字， 秦以前称之“文”，秦以后谓之“书”。汉字出现伊始就包含了中国古代先民对自然的认知，对生活的探究，对生命的感悟，对美的表达。不仅对自然现象与社会生活简单描摹，而充满了哲学思想。中国文字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载体就是甲骨了，距今大约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与此同时，先民以金石之器记录事件、人物得以永久地传递给后代正如《墨子·天志中》所载：“书其事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楷书的形成与盛行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无论纸本墨迹，抑或金石刻凿，楷书都表现出它的实用性和艺术性。楷书在官方或民间强大生命力，使得碑刻文字由此大兴。

宋太宗重文喜文，酷爱书学，光罗书家，建秘阁，搜墨迹，收墨宝，传拓古迹刻石。“上有所好，下必甚矣”，一时间，追古尚意，刻帖之风盛行。虽然经过了千年的战争和天灾人祸，至今仍保留存世的大量的“宋拓本”。金石学是以石刻文字及铜器铭文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宋朝士大夫多好古者，出现了第一批有分量的金石学研究专著，这对宋代乃至后世的金石学发展，无疑起到了奠基石的作用。北宋的欧阳修一生收藏碑帖拓本一千卷余，并编写了《集古录》。赵明诚与妻李清照一生酷嗜金石，对周朝以来金石遗文无所不涉，后辑成《金石录》传世。石刻的传拓和拓片的收藏上起三代，下至隋唐五代,都有比较全面和系统的汇集研究专著，为后世留下了大有裨益的历史资料和珍贵的文献。

蔡尚书邕，入鸿都观碣，十旬不返；欧阳率更见索靖所书古碑，驻马观之，良久而去；赵崡足踏周之京畿、汉之郊野，遍访古迹。顾炎武少年便周游天下，所到名山、巨镇、祠庙之迹，登危峰，探深壑，履荒榛，遇可读碑文必抄录。若得前所未见，则喜不能寐；自我放逐于碑崖古刹，寻一份“游好之心”实为一大幸事，常流连于山川者，便得凝结于心之金石气息、山川气魄，古人访碑，其意在研究金石，得新材料，以神阙经史，荒村野落，披斩蓁莽，往往得千载以上之弃石，至于篆隶书法，不过抄写碑文之余，偶然留心。有好书者，癖之数十年，如邓完白专学碑版篆隶，遂开有清二百年新风，继踵者代不乏人。今之访碑者，多访名碑，其意在学书，学书之法，首重墨迹，其次碑石，其次佳拓，若亲抚原石，想见挥运，自能有得，碑铭制度,亦皆嘹然。近年新见汉刻，皆考古家所得，考古家意在文字，书家专心书艺，清人则兼之，故其篆隶能得金石气。金石气者，文主其心，非徒摹学石刻斑驳也。”金石碑刻见证了历朝历代的重大事件。璀璨的中华文化蕴藏着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滥觞于先秦时代的甲骨、青铜器以及石碑等物质载体承载了厚重的中华文明。

我们传统文化中一直有后朝为前朝修史的悠久传统，西方现代美学创始人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后人修前人之史必然会带有后人的立场与史观，记载内容多为后朝当政者认为可以流传于后世的事迹，而其中是非褒贬，或失于实。金石碑刻为则为当时所立，所载之事自当可信不疑。而金石拓本保存的是碑刻最原始的风貌，通过拓本，我们可以触碰到古人留下的遗泽，直接感受前贤亲承之道，也就如同亲见前贤之面，千载之上，与前贤隔空对话，感受前贤所要表达和传递的文化思想。通过金石、穿过时空，汲古润今找寻中华民族的文明安放之所。如僧安道壹在铁山《石颂》中说：“缣竹易销，金石难灭，托以高山，永留不绝。”亦如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所云：“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徐永茂 董伟伟

2022年3月

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