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大铭，1919年8月出生，江苏宝山县（现上海市宝山区）人，1935年12月参加革命，1938年5月参加新四军，193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新四军第3支队政治部民运科负责人兼中共安徽繁昌县委组织部部长。1939年起，先后任苏南茅山县委书记、中心县委书记、茅山地委书记等。参加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61年，转入地方工作，历任福建省委财贸部副部长，组织部副部长，厦门市委第二书记，华侨大学党组书记、副校长，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省委顾问委员会委员。1993年3月在福州病逝。
尽管家境贫寒，母亲还是坚持送汪大铭去念书。有一次，因为交不上学费，他被校长打了一巴掌，一气之下逃学了。教课老师找到他，勉励他继续学习，还向他宣传革命道理：“世上有一种最坏的强盗，就是地主、资本家、军阀和帝国主义，他们披着光鲜的外衣剥削工人农民的血汗，革命就是要革他们的命。”
少年汪大铭的思想深处，从此烙上了革命的印记。
1938年初，汪大铭（后排右一）等人组织“上海战时服务团”经浙江温州前往皖南参加新四军。
“一·二八”事变后，汪大铭的家被日本鬼子烧光，他和母亲变成了流民，他一边当学徒养家，一边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一二·九”学生运动中，汪大铭参加了上海救国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5月，19岁的汪大铭跟随“上海战时服务团”来到前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妻子王曼回忆道：“党要汪大铭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从不讨价还价，不论职位高低、艰险困难，都尽责尽力出色地完成任务，从无怨言。他把一颗炽热、赤诚的心全都献给了党。”
“皖南事变”后，1941年春，地临南京敌伪统治心脏的茅山敌后抗日游击区遭到“日伪”疯狂夹击，干部党员有的被捕、有的牺牲，粮食物资遭抢掠，正遇上春荒，抗日军民断了口粮，又与上级失去联系，斗争形势恶化。汪大铭沉着地带领大家吃草根充饥、盖稻草御寒，千方百计与上级组织取得联系并得到支援，成功粉碎敌人围歼阴谋，受到新四军领导的高度肯定。
汪大铭把名和利看得很轻。抗日战争末期，汪大铭从浙东区党委组织部部长转任新四军第一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就主动提出下基层锻炼。20世纪50年代，上级任命他为军副政委的命令已经下达，他还是请求到地方工作。任福建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时，他又要求到基层工作，后任厦门市委第二书记。
在上海当学徒时，他自修了医学、英文和无线电技术。参加革命后，更是努力攻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他嗜书成癖，甚至在生病的几年间，也手不释卷，又学习了俄语。
青少年时代起，汪大铭就坚持写日记，从抗日战争到抗美援朝时期他所写的日记有数百万字，而且基本保存了下来，其中一部分还被中央档案馆收藏。上世纪90年代初，汪大铭编剧创作以新四军抗战为题材的《江南风云》被拍摄成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及省、市电视台播出。这些带着历史硝烟的日记，都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正是通过孜孜不倦的学习，勤于笔耕、善于思考，行伍出身的汪大铭逐渐成长为一名能文能武的优秀领导干部。
1990年，汪大铭在家中修改文稿。
1978年，华侨大学经国务院批准启动复办，时任中央侨办副主任林一心以及后来时任省委书记项南都积极推荐支持文武兼备的汪大铭主持复办华侨大学。一所停办多年、校舍又被其他单位占用的大学要恢复，千头万绪，困难重重。汪大铭当时身患多种疾病，但仍夜以继日努力工作，以坚强的意志和饱满的热情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汪大铭深谙办学以师资为本的道理，想方设法广泛引进人才，从大连工学院请来了博士生导师刘培德教授，又从上海请来了硕士生导师方志诚教授等人，并亲自解决他们的职称、职务、住房、家属安排、子女入学等实际问题。他求贤若渴、唯才是举的做法深深地打动了华大师生。经过汪大铭与华大同仁的不懈努力，停办多年的华侨大学在短短几年内就达到了相当的规模水平，获得海内外人士的交口称赞。
在复办华大过程中，汪大铭事无巨细，大到办校方略、系科设置，小到经费、基建、师资、生源，甚至于学生伙食，都精心筹划。1982年初，他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全力推动学生食堂试点改革，并取得成功，在他的支持下，新的经营模式在全校各食堂开始推广，华侨大学学生食堂也因此成为当时全国高校后勤工作的一面旗帜。
1978年4月，华侨大学经国务院批准复办，汪大铭主持华侨大学复办挂牌仪式。
汪大铭是一个公认的孝子，战争年代，母子相依为命。新中国成立后，生活安定了，汪大铭对母亲更是恭敬有加，下班回来总要和母亲叙一会儿家常。母亲晚年身患重疾，他马上把母亲接到医院治疗。在很长的一段治疗期间，他自己始终侍奉左右，从喂饭、喂药、擦身，到后来用手指帮便秘的母亲抠粪便，都一一躬亲。病区的医生、护士、病员无不为之动容。
汪大铭与妻子王曼是在敌后苏南茅山相恋结婚的，夫妻两人感情深厚，在政治上，他们并肩战斗，有着共同的目标与志向，风雨同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在生活上，他们取长补短，相互扶持，始终是革命战友、患难夫妻、终身伴侣，维系了一个多子女的大家庭，极为可贵。
汪大铭生活上十分俭朴，不吸烟，不喝酒，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如果有酥脆锅巴和花生米吃，就格外高兴。家里子女多，还要供养各自的老母亲，生活不宽裕。有一次，大人和孩子都患上急性肝炎住进医院，治病、买药开支很大，入不敷出。福建省委组织部知道后，给他们送来几百元补助。汪大铭对妻子说：“量入为出，紧缩一点，熬一熬就过去了。”商量之后，他们把钱又退了回去。
汪大铭、王曼夫妇的孩子幼年合影
汪大铭的家人们在特殊年代一度受到牵连，但汪大铭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1972年，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如果没有条件，也决不要悲观埋怨，你就带着他们（孩子们）一起到农村（回到你浙江天台县故乡）安家落户，种田干革命，条条大路都通向共产主义自由王国！”
在父亲的鼓励下，5个孩子没有在逆境中消沉，逐渐成长成熟起来，大儿子汪征鲁带着小弟小妹到山区插队，不畏艰难，一面劳动，一面坚持自学。恢复高考后，他们先后考上大学，均以优异成绩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孩子们能学有所成，溯本求源，与好学上进、勇敢坚毅的良好家风是分不开的。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
编辑|肖帆
责编|黄冬晓
审核|韦小海 陈春燕 赵岚 韦伟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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