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于敏用一生践行着爱国二字，爱国也成为这个家永恒不变的主题，默默传承。

于敏成长于旧中国最动荡不安的时期，兵荒马乱，流离失所幼年的于敏，常与大他三岁的姐姐藏在炕沿下，躲避呼啸而来的枪弹。一年夏天，刚学会骑自行车的于敏，就险些遭到横冲直撞的日军吉普车碾压。

“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难以抚平的童年屈辱，对侵略者的切齿痛恨，激发了少年于敏的民族自尊心，化为他此后一生“科学救国”的精神动力,“愿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1944年，于敏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两年后，出于对理论研究的热爱，转入理学院物理系。1949年新中国成立，于敏顺利考取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并很快崭露头角。

1961年1月，一次重大人生选择摆在了35岁的于敏面前——作为副组长领导和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氢弹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氢弹的研究毫无疑问属于国家安全最高等级的绝密工程，一旦参与其中，就意味着今后将长期隐姓埋名、忙碌奔波。这对任何人都意味着巨大的牺牲，何况一名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科学家。

“我不能有另外一种选择”,“我过去学的所有东西都可以抛掉”“我愿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于敏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挚爱的物理基础理论研究，接受了氢弹研究任务。自那一刻起，“于敏”这个名字连同他的工作，一起变成了绝密。

“我所有的压力都在工作上，不敢有任何一点对自己的放松也不能有任何其他的想法。如果错了一点点，核武器研制肯定会失败，而一旦失败，对我们国家的损失非常大。”直到1999年，于敏及其对中国核科技发展的贡献才被真正解密，那时他已年逾古稀。“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家国同构，爱家首先是爱国，于敏同样如此要求家人。他有一个堂弟叫于确，曾经因为国有企业改革，所在的厂子下岗裁员，让有两个孩子的于确感到迷茫，生活也一度陷入困境。于敏得知情况后，给弟弟寄去一笔钱，同时写了一封信:“国企改革事关国家民族大事，你们厂身处其中，想必震动很大,(你要与大家一起)同心协力，为国分忧。”

于确比于敏小 26岁。于敏作为大哥，早年除了自己家庭开支外，几十年间，从未间断给老家寄钱，不仅如此，他在物质接济的同时还给于确写了上百封家书。

于敏十分钦佩春秋时期政治家管仲的爱国情怀，在给孙子起名字时特意叫了小名“重重”，与“仲”谐音。他把自己最爱的一首词《满江红》教给孙子，作为对他的启蒙教育，“……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希望把爱国的种子从小就播撒在后辈的心里……